大腸外露慘死 228 遺孀替丈夫收屍想到伊被打死心肝強強要被剝去

發佈時間2020-3-26 11:24:37
最後更新2020-3-31 14:24:06

「若想到伊被打死的代誌,心肝就像強強要被剝去,真艱苦!但我要養這些囝仔,我不可以煩惱!」講述二二八國家暴力下,被變成政治寡婦的《查某人的二二八》一書,其作者、清大社會所副教授沈秀華在上週(3/20)講座指出,這些活下來的 228 遺孀們回憶當時偷偷替丈夫收屍、目睹丈夫大腸外露的慘狀,卻要將憤恨藏心中,專注養家活口、保護受監視的家人們。她堅信要是沒有這些 228 遺孀們撐起破碎的家庭、立刻補位家中的經濟要角,台灣社會才能繼續運轉,並從過去的威權走向現在的民主。

《查某人的二二八》作者、清大社會所副教授兼所長沈秀華(攝影/廖昱涵)

《查某人的二二八》作者、清大社會所副教授兼所長沈秀華(攝影/廖昱涵)

《查某人的二二八》初版於 1997 年,這些年來,沈秀華所訪談的二二八寡婦早已陸續辭世。2020 年《查某人的二二八》再版,並舉辦座談。時隔 23 年,這些二二八受難者葉秋木、吳鴻麒、王添灯、張果仁背後政治遺孀們的故事,依舊血淚斑斑。

二二八讓她們突然成寡婦 要替丈夫收屍也只能偷偷來

沈秀華指出,二二八是建立台灣主體性的重要事件,但絕大部分是「男性」的視角。因此而成為政治寡婦的女性,通常以「受難者家屬」身份發言,但她們後續如何自立自強、如何在傳統父權社會下以「單親」的身份努力生活,則比較少被看見。

沈秀華以訪談的經驗粗估,二二八的政治寡婦通常都還很年經,介於 20-30 歲之間。二二八發生時,不少人只結婚數個月到數年間,通常有一、兩個年幼的孩子。

像是偏鄉醫師、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和三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無故被捕。其中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當夜被押到鳳林郊外的公墓槍斃;張依仁則因妻子塞上來的一張軍醫證而逃過死劫,但也被莫名關押三個月。

當時張家中女眷與親戚趁著天色未亮,偷偷用牛車將張家三人屍體載回家中,當時三人雙手被反綁,衣服和隨身物品全部不翼而飛,只剩下內衣褲和全身的血汙。

「屍體到厝以後,我、阮大嫂和阮婆婆就用熱水洗他們的身軀,就像洗人的身軀一樣來洗他們,又替他換衫。他們每一個人都被打二槍,全身軀都是砂,阮先生張果仁大腸也跑出來。我當時真悲哀,真懷疑上帝的存在,一邊幫他們洗身軀,一邊就罵:哪裡有上帝?若有上帝,為何給阮這大的災難?」張果仁遺孀張玉蟬在書中重現當時的情景。

張七郎父子三人合葬的墓園,位於花蓮縣鳳林鄉太古巢農園裡。墓碑對聯:「兩個小兒為伴侶 / 滿腔熱血洒郊原」,墓碑日期:「主後一九四七年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圖片來源:李筱峰提供)

張七郎父子三人合葬的墓園,位於花蓮縣鳳林鄉太古巢農園裡。墓碑對聯:「兩個小兒為伴侶 / 滿腔熱血洒郊原」,墓碑日期:「主後一九四七年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圖片來源:李筱峰提供)

經歷這樣的慘案,花蓮張家的教育方針變成要求子孫全部出國,就算當去國外給人奴隸也好,就是不要當台灣人。

前中國國民黨立委吳志揚伯公、法官吳鴻麒的遺孀楊𤆬治也在書中回憶:「驗屍時,我一直摸伊的頭,要找出槍彈是自哪裡被打出。彼時伊的頭軟軟的,親像是活的,頭毛都還是一直在滴血,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傷口⋯⋯後來是在撿骨時,才在伊的前額發現缺一塊骨,槍是自伊的身後打入,從前額出來,伊被打時,一定是被設計好,在真近的距離下,一槍被打死的。絕對不是被亂槍打死。一個孔圓圓的,還留在伊的骨頭上,真是殘忍!」

面對突如其來家庭劇變,這些女性也都想過死了、一了百了,但都因想起還小的孩子而作罷。像是八堵火車站副站長許朝宗遺孀許江春,丈夫在二二八時盡忠職守、依舊到火車站上班,卻遭入站屠殺的軍方劫走,下落不明。

許江春回憶當時片尋丈夫不著的經歷:「找尪的心情是真艱苦,阮也曾去海邊認屍,屍體一塊浮起、一塊浮起,但是都不是咱們的人⋯⋯有一次我走到基隆和平島去找,看到海,清清冷冷,啊!我想到自己真歹命,內心真艱苦,腹肚面對著海,想講,啊!要來把伊衝下去,恐了也較不會艱苦。但是想回來,啊!我有兩個囝仔,一個八歲、一個六歲,想起來,啊!我不能死,阮若死,阮二個囝仔要怎麼辦?」

吳鴻麒的兒子在吳死後,親筆描寫其父清清白白卻無故落得死狀淒慘,希望當局能夠體諒吳家尚有老小,讓遺族的生活得以維持下去

吳鴻麒的兒子在吳死後,親筆描寫其父清清白白卻無故落得死狀淒慘,希望當局能夠體諒吳家尚有老小,讓遺族的生活得以維持下去

家庭重組的重擔落到查某人身上

沈秀華訪談時也發現,228 寡婦當時都非常年輕。不過基於當時的社會風俗,或自身娘家的名望,這些寡婦再婚者十分少數。有再婚者,通常是較弱勢、難以憑自己之力維生的女性。

沈秀華表示,這代表大多數的女性都必須馬上獨自承擔大局。因為尤其整個家庭都在悲傷中,長輩們甚至無力振作,膝下又有年幼的孩子要帶,這些 228 寡婦們沒有時間與本錢悲傷,要立刻支撐整個家庭。但提供社經地位的男性不在了,其實讓這些寡婦在家族或者社會上的位置都很尷尬。

二二八受難者、八堵車站總務王貴龍遺孀鄭阿珠就在書中指出:「阮頭家被抓去以後,無薪水回來要怎麼辦?豬若吃那樣,阮就吃那樣。阮有一點田,灑點稻仔,有的有出穗,有的還未出穗,厝內無得吃,我就用手去弄一些稻仔回來吃,一天弄無多少,弄的我手都破皮流血,再無得吃,就去撿蕃薯,隨豬仔吃。」

二二八政治受難者張七郎(左起)、吳鴻麒、王添灯

二二八政治受難者張七郎(左起)、吳鴻麒、王添灯

巨大的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對這些 228 寡婦而言,與丈夫遺留下來的子女成為她們活下來的最大動力。

宜蘭地區二二八受難者張雲昌的遺孀就傾訴:「彼時我心情真艱苦,不會講話,也不會哭,我是現在才講,以前心肝若想到伊被打死的代誌,我就快把心肝轉去別的所在,不要去想。我要養這些囝仔,我不可以煩惱,若想到心肝就像強強要被剝去,真艱苦!」

長達 40 年的二二八 傷痛、歧視與監視都由查某人承擔

受難者死了,但是對於遺族們而言,長達 40 年的二二八正要來臨。這些家庭被情治單位嚴密監控,最常用的招式就是半夜去敲門、查戶口,把家中的一切翻得東倒西歪。也因此這些受難者的家庭受到政治歧視與排擠,被孤立於社會中。228 寡婦們也從此選擇「噤聲」生活,絕口不再提二二八的創傷,也嚴厲要求子女別插手政治。

像是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王添灯遺孀潘罔就指證歷歷:「二二八以後,我當然會驚,但是驚也無效,目睭金金的看兵仔用槍把整厝內的物件都弄得亂,驚也無法度。」

檔案證明,直到 1988 年,當年二二八被槍決受難者的家屬,仍終身被特務監控

檔案證明,直到 1988 年,當年二二八被槍決受難者的家屬,仍終身被特務監控

潘罔當時受訪時也非常高興,終於能夠向人吐露這一切:「這四十多年來,我將一切放在心內,一天過一天,今日煩惱明天,明天煩惱後天無米⋯⋯我不時常常自己坐在那裡,對著添灯的神主牌講話:添灯啊!你和我二人的苦衷,無處可講給人聽。」

二二八受難者、屏東市議會副議長葉秋木遺孀郭一琴則說:「這四十多年來,我從來未曾對這些囝仔講他老爸的代誌⋯⋯不用跟他們講這些,講也不會回來。另外因為二二八這件代誌,我會對我的囝仔講,要他們不要涉東涉西的,政治的代誌,不要管,危險,危險啊!驚的破膽了,我以前都想這件代誌就這樣算了,連想都不敢想要平反,人既然無法再回來,計較也無效,人要能回來最好了」

「我對二二八的感覺,是想,同胞怎麼會互相加害?同胞應該是要互相照顧才對。我以前都不敢想要平反,會驚!會驚!驚警察,驚到要死去。現在還在驚喔!這些囝仔很氣我到現在還在驚警察。」郭一琴當時光是講到警察一詞,就驚魂未定。

沈秀華表示,時隔多年後再版《查某人的二二八》這本書,內心所受到的衝擊卻沒有減少,依舊從字句中感受到這些 228 寡婦們的血淚。

沈秀華認為,很多人會一直要說「往前走」、「都道歉了還要什麼?」但其實還有很多真相沒有出土,還有一、兩代人沒有得到真相。甚至這些遺孀或遺族講著阿公或爸爸的事,卻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正是活著的受難者。

「我以前是想將來若可以講出嘴,我就要來講。把阮頭家的冤仇講出來,這件代誌算是政府做的,我是想時機若到,可以討個公道,我就要來討個公道而已。不然咱們也氣伊無法,我都無給伊忘記去。有時暗時睡不著,我就一直想這件代誌,想這個國家怎麼生成這種款?想阮頭家人又無怎樣,好好的人,來把伊抓去打死,這叫什麼國家?」二二八受難者張雲昌的遺孀張楊純在書中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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