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那時候大家都是堅守公務員的本分，盡忠職守，依法執行法律賦予的任務。」促轉會今（4）日舉行發表會，首度公開與 1970-1980 年代軍法官的訪談，他們一致反對被稱為「加害者」，認為國家才該負加害責任。促轉會研究員黃奕瀠指出，有軍法官承認部分案子沒意義，但不能不守法。也有人認為潛匪就像「潛藏在身體的病菌」，當時國家氛圍不得不處理，但「不可能出於惡意定罪，都按制度走」。黃奕瀠總結，雖然只有訪談 4 名，但可看出當時軍法官順從體制、內化敵我意識、遵從既有法律概念未有反思的情況。
促轉會「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始：壓迫體制及其圖像」發表會，促轉會研究員黃奕瀠發表對軍事法官的訪談（攝影／廖昱涵）
黃奕瀠解釋，過去軍法官常被認為是黨國打手，但很少聽到他們的聲音。長期以來會依賴很多受難者口述，了解軍事審判的過程。也有藉由大量檔案理解體制的運作，但這裡面缺少體制參與者的聲音。這次發表的法談主要針對 1970-1980 年代的軍法官，因他們還「年輕」，記憶還清晰。
黃奕瀠介紹，1970-1980 年代，已經過了政治案件高峰期，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外面臨政治外交挫敗，所以會在島內有限度政治改革補足統治正當性，像是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而美麗島事件也是因「中美斷交」（美國宣佈和中國民國斷交，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代表）而開展的黨外運動。
「我們執法人員不能不守法」
黃奕瀠說明，訪談的四位軍法官張岳平、徐文開、郭同奇、楊俊雄，都參與過美麗島案件的審判，也曾經手叛亂組織、為匪宣傳、政治言論等政治案件。
黃奕瀠以「張樹績案」舉例，張因小時候在中國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因為來臺並未自首，被荒謬的大法官釋字 68 號視為繼續參加，最終被判 12 年。「于公明案」，也因為在《懲治叛亂條例》前未自首曾在家鄉中國江蘇加入共產黨，被處以 5 年徒刑。
當被問到，當事人都已經是垂垂老矣的老人，如何參與叛亂？受訪的軍法官回應：「那個解釋它沒有廢掉的時候，實在一點辦法都沒有。」被問到法官不是可以變更起訴適用的法條，甚至考慮量刑？軍法官則回應：「大法官會議解釋是有法律拘束性，那我們執法人員從來不敢去碰這個啊對不對，嚴格講起來你說他這個案辦了，有何意義嗎？但是我們要執法的人不能不守法，那也有只有這樣子。」
另名軍法官也說，當時看來釋字 68 號好像沒有什麼不妥：「不能因為你堅持法律上某一說的法律見解，而斷送這個國家的命脈⋯⋯像一個病菌潛伏在身體，一直抓不到這個病菌，那一天發作起來，人就死了，好類似這個思維來的。」
「那時真的沒有想過言論自由的問題」
黃奕瀠也以「為匪宣傳」的「宋磊明案」、「景志昌案」為例，從現在看來只是阿伯聚在一起講幹話，當時卻被標籤成重罪。像是宋磊明說中國提出通郵、通商等口號很好，以後可以往來做生意，被判 4 年。景志昌當計程車司機時，常說中國建設成功、產品都比臺灣好且價格低，被判 7 年。
軍法官可能在各種單位流動（攝影／廖昱涵）
這些軍法官被問及，以法學素養來說，是否覺得像是言論自由和後來的案件有差？一名軍法官說：「很多言論自由的界限和現在不同，那時候真的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他也說，很多學長或教授都會講很多判例，像是大法官或軍法局的見解，不懂的就去看判例或問老師，都是有原則的。
黃奕瀠也針對「白雅燦案」發問，白因在西門町發 5 萬份傳單，其中有針對蔣經國的 29 問、提倡全民健保、要求蔣家財產公開，或質疑蔣家子弟違法轉學到臺大政治系。在當時已經有選舉的社會風氣下，白雅燦為何因《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處無期徒刑，連印刷廠老闆也被波及？
一名軍法官認為：「站在我們審判立場，只要沒有解嚴，在《戒嚴法》底下授權的這些案子，依法律規定我們不能不受理，這還是回歸到法律專業層面來審理。」他認為，或許外界認為是政治主張，但是站在執法者角度看，是藉著選舉搞事。也有軍法官認為，當時還不是太平時期，叛亂隨時會發生，自己只能盡本分。
當時社會狀態「你沒動就說你不是匪諜，這也說不過去」
對於美麗島事件，受訪的軍法官認為「用叛亂罪起訴毋庸置疑」，原因則是因為「他們有主張開放黨禁、報禁和言論自由等等」。但被問及難道這些不都是法律人可以接受的基本價值？該名軍法官回應：「是沒有錯，但你要開放放報禁、言論自由、廢除萬年國會，你找兩三千人用打的可以嗎？」繼續追問，不過當時體制內也沒有管道，那一年連選舉都暫停？他則回應：「那就像現在一樣啊，你現在有些話你能講嗎？」
另一名軍法官也說：「匪諜講難聽點，你沒有活動的話，誰也不知道。但我自己親身經歷，剛剛說爸爸的同事中就有個匪諜，他也不可能自己講出來。當他一行動就顯露了，平常你怎麼知道他是匪諜？以當時國家社會的情況、政治情勢來說，你沒動就說你不是匪諜，這也說不過去。當然也不是說，沒有事證之下就說你是匪諜，這樣當然是我們不對。」
軍法官：國家才該負「加害責任」
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指出，威權統治的支柱包括「軍事審判」和「情治監控」。情治機關因檔案交出緩慢，真相仍待釐清，辨識個別加害者又更難，也是促轉會延任後的重要議題（攝影／廖昱涵）
對於外界都把軍法官視為加害人。一名軍法官認為，用現在的情況，去非議以前是不對的。也認為現在說是「平復不法」的說詞，對他們不公平，會讓當時執法者認為「那時候辛苦工作與努力付出都白費了，那時候大家都是堅守公務員的本分，盡忠職守，依法執行法律賦予的任務，就像現在你們依照促轉條例的規定執行職務一樣。」
另名軍法官也強調，當時判刑都是「用有效的法律，經過合法審判程序，這是我們執法人該做的事。」還有一名軍法官則是不表示意見：「我是一笑置之啦⋯⋯已經頒布實施的這個法律，你能怎麼樣呢？」
訪談中，軍法官們對於外界認為的「加害者」角色都無法接受。一名軍法官說，不會出於惡意故意拿來定罪，體制上這個單位就是要執行《戒嚴法》。認為把加害者冠在當年依法執行的執法者身上，是「不可承受之重」。也都一致認為是「整個國家」要負責。
黃奕瀠最後總結，從這 4 名訪談，可看出軍法官順從體制、內化敵我意識、看似法律其實處理政治問題，也遵從既有法律概念未有反思。她也補充，軍法官們有歧異性，要先做更多訪談，釐清這樣的說法是否是當時社會環境或軍事教育所給予，才比較好去評價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