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香港流亡抗爭者融入臺灣社會 導演周世倫莫再重演眷村外省人族群對立

發佈時間7/31/2020 11:28:10
最後更新7/31/2020 11:28:11
<strong>紀錄片導演周世倫(攝影/陳東)</strong>

紀錄片導演周世倫(攝影/陳東)

香港去年爆發大規模民主運動,因港府用警察暴力、從重量刑鎮壓示威,許多抗爭者逃亡來臺。不少臺灣 NGO 及個人對流亡抗爭者提供援助,長期關注社運的紀錄片導演周世倫也在其中。周世倫接受《沃草》專訪指出,許多他幫助的香港抗爭者原本是專業工作者、已組成家庭的中壯年人,這些人在香港原本能自立的生活因逃亡驟變,如何幫助他們在臺站穩腳步、融入社會,成為重要的工作。周世倫從他過去拍攝臺灣歷史、文化和族群紀錄片的經驗發現,臺灣多次外來移民潮都因為新移民跟原來臺灣在地居民相互隔離,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最明顯的就是中國國民黨統治臺灣後廣設的「眷村」,造成「外省人」的出現,導致後來難以消弭的族群對立。

「融入我們的社會,才是最艱難的過程」周世倫告訴《沃草》,他要幫助越來越多的流亡來臺香港抗爭者融入臺灣社會,讓族群對立不再重演。

香港抗爭者追求民主自由 臺灣人擁相同理念無法坐視港人陷流亡困境

香港自去年 6 月爆發「反送中」運動後,抗爭隨著港府不願回應港人訴求越演越烈,香港立法會更在 7 月 1 日一度遭示威者佔領,港府也對此展開搜捕。71 佔領立法會事件後,陸續開始有香港抗爭者逃來臺灣避難、就醫,長期關注社會運動的紀錄片導演周世倫透過自己熟悉的管道,開始對流亡來臺的港人提供援助。

會想主動幫助香港流亡抗爭者,周世倫指出,作為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臺灣人,看到香港人為了追求相同的理念,卻遭到不公平且不正義的對待,自然很希望能對他們伸出援手。因此,當他得知有抗爭者離港來臺尋求保護,立刻決定要在他們來臺後提供援助。

以過去一年來幫助香港流亡抗爭者的經驗,周世倫指出,援助來臺的抗爭者,不是只有給予經濟上的補助、幫忙找到安置的地點就足夠,抗爭者因為年齡、社會背景及心理狀態的差異,其實需要方方面面的資源,才能給予妥善的幫助,讓他們從抗爭的情緒和面對生活劇變的衝擊中緩和下來,再思考該如何面對未來。

<strong>2019 年 6 月 12 日,一名站在香港金鐘街頭參加「反送中」抗爭的青年。他們戴面罩、工程頭盔的形象,成為這場民主運動的鮮明象徵。(照片來源/<a href="https://waa.tw/7KTG2m">90後社會紀實</a>;攝影/張展豪)</strong>

2019 年 6 月 12 日,一名站在香港金鐘街頭參加「反送中」抗爭的青年。他們戴面罩、工程頭盔的形象,成為這場民主運動的鮮明象徵。(照片來源/90後社會紀實;攝影/張展豪)

譬如年紀大約中學、大學的「勇武」,周世倫說因為他們年輕、熱血,如何讓他們從還停留在抗爭的高昂情緒平復下來,是他在試圖援助時,最常遭遇到的問題。他說,「雖然他們人到了臺灣,可是心還在香港,還在抗爭的亢奮情緒裡,加上每天從直播中看到香港街頭示威者對抗警察的畫面,更可能產生自己彷彿還在現場的感覺,結果就是一個人獨自承受焦慮」。他強調,這些焦慮有時會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對他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

而對年紀相對於學生較大的中壯年「勇武」來說,周世倫指出,這樣的抗爭者不乏在香港社經地位不差、擁有專業技能和穩定工作,還有可能已經成家有小孩的人。對他們而言,突如其來的流亡生活代表的是過去累積的事業、優渥的收入,隨著來到臺灣之後很可能一切都要重頭來過。從一個原本有能力「給予」的人,突然要變成依靠外界補助的「被施捨」對象,周世倫說,這對中壯年的流亡抗爭者造成莫大的心理壓力,如果是帶著配偶、孩子一起過來,還會再加上家人到了新環境遇到的適應問題,承受的壓力又會更大。

藉由香港流亡抗爭者到臺灣後可能面臨的各種處境,周世倫說,「救援工作很多時候不是單一面向,如果只是在他們落地後進行接待,那很容易,但後續如何幫助他們安頓、融入我們的社會,才是最艱難的過程」。

「自由之地」計畫助流亡港人站穩腳步 盼「眷村式」族群對立不再重演

為了幫助流亡臺灣的香港抗爭者生活能盡快步上正軌,周世倫跟他所援助的港人討論之後,預計將推動一項名為「自由之地」的長期計畫。這項計畫的名稱,源自周世倫正在拍攝香港流亡抗爭者生活的紀錄片名。他說,香港過去在經貿、政治、社會上的表現,就是一塊自由之地,但被中國接手統治後直到現在,香港已失去原有的樣貌,許多香港人被迫離開、流亡他鄉,一部分來到了臺灣,希望能保有他們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所以他在命名紀錄片時,就決定叫做「自由之地」。

而以「自由之地」為名的援助計畫,計畫內容主要是這群來臺的香港抗爭者,希望透過賣餐券募資籌得足夠資金,創立一家由他們共同經營,並能在未來提供後續來臺抗爭者工作機會的火鍋店。

周世倫指出,從他開始援助香港抗爭者以來,就透過各種方式,希望能幫助他們自力更生、站穩在臺灣的腳步,但體驗到尋找有意願的企業提供就業機會,這個方法緩不濟急,後來在跟抗爭者討論過程中,得出了創業開火鍋店的結論。

會想藉由創業計畫讓抗爭者獲得自立機會,周世倫說,一方面是因為他援助的抗爭者裡,有不少是原本在香港就有技術、有工作的中壯年人,但他們來到臺灣後,因為身份、語言、專業認證制度不同等問題,求職上有很大的困難。為了讓他們能盡快開始工作,解決收入頓失和想要靠自己力量謀生的心理壓力,於是就希望能透過讓他們共同經營門檻相對較低的火鍋店,盡快讓他們能感覺自己比較接近過去自力更生的狀態,維持他們生活和生命的尊嚴。

另一項原因,周世倫則是希望藉由開店、就業,幫助流亡港人轉換生命情境,融入臺灣社會,重新展開經歷艱辛抗爭、流亡不安後的第二人生。

周世倫說,他在援助香港流亡抗爭者的過程中發現,如果援助者不和受助港人有比較深入的對話和互動,抗爭者因為逃亡後生命遭遇重大變動,又眼見家鄉香港已經完全變調,很可能會一直深陷在悲傷的情緒裡。如果能幫助他們重新開始工作,恢復生活步調,也能盡快協助香港抗爭者脫離「流亡」情緒,並藉由開店有機會廣泛接觸臺灣人,加速和臺灣社會的融合。

<strong>圖為台北市北投中心新村原貌,該眷村獲全區保留,現已轉型為文化園區。(圖片來源/WIKIMEDIA;作者/李鎮國;授權/<a href="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CC BY-SA 4.0</a>)</strong>

圖為台北市北投中心新村原貌,該眷村獲全區保留,現已轉型為文化園區。(圖片來源/WIKIMEDIA;作者/李鎮國;授權/CC BY-SA 4.0)

之所以很希望自己能幫助香港流亡抗爭者融入臺灣社會,周世倫強調,以他拍攝紀錄片著重臺灣歷史、文化、族群的角度,在吸收大量史料的過程中,發現從漢人移民渡臺、日本統治時期,再到中國國民黨政權,臺灣社會歷經的多次移民潮,常因為新移民跟原居的本地族群相互隔離,進而彼此歧視甚至互相仇恨,劃下難解的族群對立傷痕。而最為近代的一次,就是中國國民黨政權統治臺灣後,為安置跟隨政權逃亡來臺的大批官員、軍人眷屬,所廣設的「眷村」。

周世倫強調,中國國民黨政權當時廣泛設立「眷村」,以安置大批隨著政權來臺的中國難民,但結果就是讓「眷村」跟原本的臺灣社會隔離,造成這批中國人被在地臺灣人視為「外省人」,後來更自成族群,結果就是他們跟臺灣人對立了近 70 年,衝突到近年來才漸漸消弭。周世倫說,這也是當他聽到遭罷免的前高雄市長韓國瑜還在任時,提出所謂「香港村」政策想要安置可能大批移民來臺的港人,就感到強烈的反對。

周世倫說,「從歷史的教訓裡我們看到,只要不讓大家一起生活、融合在一起,把部分人放在特定區域裡,未來特定區域裡面的人,就會被外面的人標籤化,而且會彼此累積仇恨。這樣的事情過去『眷村』已經發生過一次,還要再來一次嗎」。

因此,站在援助香港流亡抗爭者的立場,周世倫盼望政府能將幫助流亡港人融入臺灣社會,當作未來規劃政策或執行協助時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