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怡忠美國曾視臺灣認同為民粹 2018才改變戰略 希望臺灣靠強悍認同抵禦中國

發佈時間9/6/2021 10:30:32
最後更新9/10/2021 02:31:23

【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隨著美國與中國新冷戰對抗態勢加強,美國把臺灣視為抗中的伙伴,讓臺美關係被稱為史上最佳。但在 20 多年前,美國同樣由民主黨執政時,柯林頓政府為了拉攏中國,反過來抑制臺灣人認同臺灣,並視「臺灣認同」為「民粹」。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表示,李登輝 1999 年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是當時他面對美國拉攏中國、美中兩大強權聯合夾擊的自衛反擊。直到 2018 年,與中國競爭對抗成為美國政界主流觀點,美國戰略才改變,變成希望臺灣有強悍的自我認同,以抵禦中國的認知戰與資訊戰,成為美國可以信賴的抗中伙伴。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也認為,當時李登輝若不提出「兩國論」,臺灣可能會被逼上中國設定好的談判桌。

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攝影:何宇軒

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攝影:何宇軒

國史館日前舉辦「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研討會,邀請多位學者專家針對李登輝主政時的兩岸外交、經濟、憲政改革、轉型正義等多個主題發表學術論文。其中,賴怡忠發表〈李登輝十年與臺灣民主化的國際因素——美中臺三角關係對臺灣民主化影響初探〉一文,來探討臺美中關係如何影響臺灣民主化過程。

賴怡忠表示,在蔣經國過世後,擔任副總統的李登輝接替蔣剩下的總統任期,很多人都認為他只是過渡性的政治人物。當時的李登輝如果要進行政治改革,不但黨內沒有派系奧援,總統也不是直選產生,欠缺社會授權,所以當時的野百合運動,讓李登輝透過與學生對話,在學生退場後,給了他進行改革的社會授權。

「如果當時沒有學運,改革很難推得下去」,賴怡忠提到,在那之後,李登輝進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包括國大代表、立委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臺灣省長與台北及高雄兩個城市的直接選舉等等。然而1990年代民主黨柯林頓執政的美國政府,卻對臺灣內部發動的諸多民主改革,沒有特別概念;美國當時注重的是辜汪會談,並把它當成兩韓或德國統一那樣的對話嘗試。

另一方面,美國自己在後冷戰時代,決定以經濟全球化作為國家全球戰略指引,因此對中國的關係合作交往,變成以經濟為主,希望能跟中國建構比較好的關係。賴怡忠強調,李登輝後來提出了兩國論,與其說是臺灣主動要做什麼事情,倒不如說是面對美中聯合夾擊之後的自衛反擊,所出現的結果。

賴怡忠也進一步對於「美中臺之間的互動,如何衝擊臺灣民主的進程」做分析,並舉出「兩岸關係進入臺灣選舉議程」、「臺灣認同被視為臺海穩定的變數」、「兩岸經濟交流的影響」三大面向。

在「兩岸關係進入選舉議程」方面,1996年的總統選舉,引發中國以飛彈威脅臺灣的臺海危機,臺灣的總統選舉從此之後就與臺海危機畫上等號,也使臺灣總統選舉變成有關兩岸關係與政策的公民投票。賴怡忠認為,這樣的選舉不僅國際上少有,也讓臺灣的民主改革議程,呈現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國際張力與地緣政治意涵。

在「臺灣認同被視為臺海穩定的變數」方面,隨著臺灣民主化步伐的日益堅定,反而讓臺灣與中國,以及臺灣與美國的關係日益緊張;「臺灣認同」開始被國際觀察家或戰略專家,認為是影響臺海穩定的變數,挑戰美國維護臺海穩定的一中架構;美方也認為,在全球化加強經濟交流的時代,臺灣認同的主張是排外的保守力量,因此對臺灣認同沒有好感,認為「只要去挑戰美國用一中政策維護的臺海和平,就是民粹;尊重一中的民主,才是負責任的民主。」

直到2018年,美國戰略改變,與中國競爭成為主流觀點,之後對臺灣的期待,反而是希望臺灣有強悍的自我認同,才可以抵禦中國的認知戰與資訊戰,也能成為美國可以信賴的抗中伙伴。「臺灣認同不再是導致臺海不穩定的麻煩,而是面對中國競爭重要的精神武裝」。

在「兩岸經濟交流的影響」方面,美國最初認為經濟交流可以平撫兩岸之間衝突,因此臺灣的「戒急用忍」政策被質疑,也對兩岸三通的開放施加壓力。甚至臺灣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臺灣與中國加入WTO是綁在一起的,因此包括李登輝、陳水扁政府,都曾被美國要求,必須公開支持給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支持中國加入WTO,以幫助說服美國國會的反對力量,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中國進不去(WTO)、臺灣也進不去。」

賴怡忠也說,90年代「大陸熱」吸引大批赴中投資的臺灣中小企業,這個族群是民進黨重要的支持群眾,他們的經濟思維也影響民進黨對中國與兩岸三通的態度。這些累積的效果都對之後的選舉產生影響,包括「經濟 vs. 安全」的兩難,以及對「九二共識」接受與否的選擇。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攝影:何宇軒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攝影:何宇軒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也在綜合座談時提到,在臺海危機解除後,柯林頓持續積極與中國交往,針對臺灣提出非常不友善的政策表態;美國把中國界定為戰略伙伴,讓美臺關係開始緊張、美中關係持續改善;因此回顧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時間點,不只是宣告臺灣的國家身分與中國的區隔,一方面也是對美國施壓要臺灣與中國進行政治協商踩煞車。因此,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時代意義在於:兩國論是回應時代需求,在當時國際環境與美中互動中,提出兩國論是不得不然,又有高度風險,否則臺灣可能會被逼上中國的政治談判桌。

然而,在2012年中國國民黨總統馬英九連任後,卻提出臺灣與中國的定位是「一國兩區」,這讓李登輝好不容易建構的兩國論基礎呈現大倒退,這也預示了日後太陽花佔領運動,是對馬英九親中政府的反撲。

吳介民指出,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資料表示,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臺灣人認同已經首度超過中國人認同。做為國民意識的臺灣人意識,在李登輝任內達到強穩的存在;在陳水扁當總統時,雖然每天提倡本土意識,往往適得其反,「而下一次臺灣人認同大幅提升,卻是在馬英九總統任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