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教授花亦芬：兩岸最遙遠的距離就是價值跟人權

台灣過去的歷史教育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現在仍然有很多人懷念、嚮往威權政府？上週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在一場講座上指出台灣過去的歷史教育往往向學生灌輸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思考，並且強調中國歷史的特殊性，藉此否定民主普世價值、強化對威權統治的嚮往，但這樣的教條框架會妨礙台灣的外交處境，也妨礙台灣人好好認識自己的文化，使台灣人容易落入威權政治的操作。花亦芬希望台灣人以多元價值、多邊文化的思考來認識世界，以及重視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好好和世界對話」，而能讓台灣走得更自由，不要落入否定民主、維護威權的「亞洲價值」迷思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框架，「畢竟兩岸最遙遠的距離就是價值跟人權」。

造成台灣歷史教育困難的兩大主因

12 月 12 日八旗文化在信義誠品書店舉辦講座，邀請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以「像海洋一樣思考：世界史與島嶼台灣的起點」為題演講，花亦芬表示 21 世紀從一開始就衝突不斷，而從現代史學的觀點來說，梳理、解釋歷史迷思就是設法理解當今世界局勢的切入點。她表示，就台灣人而言，造成台灣歷史教育困難有兩大主因：

第一、太強調二元對立的思考習慣，用非黑即白的觀點來看待事物，而不是看到多元面向

這樣的思考習慣會妨礙人們認識多元文化價值、讓台灣人難以進入多邊文化思考，而陷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天朝思考，在過去就因這種二元對立思考，搞出「漢賊不兩立」這種說法，結果讓台灣政府因此離開聯合國。到了現在，也因為這樣的單一文化霸權而導致社會上出現許多爭議，例如性別平權議題的對立情形。花亦芬嘆，過於強調「華人文化」，很容易導致台灣人喪失多元文化的思考，其實在世界各國也常常發生這樣的情形，因此不同人群之間經常出現不同偏見，妨礙人們好好認識這個世界，對台灣來說，如使一來就難以「和世界好好對話」，因而可能使外交處境更加困難。

花亦芬說明，建立自我身份最快的方式就是幫他者貼標籤，國族主義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區辨「我者」與「他者」，因為簡單而容易吸引人，但是也很容易帶來危險，因為這種方式仍是訴諸情感，再「假借理性思考外衣把它合理化」。

第二、太過強調自己歷史的獨特性，陷入「自我孤立式」的思考

花亦芬表示，強調「自我獨特性」所發展出來的「特殊發展路線」理論，是德國在18、19 世紀時根據自己國族史實所發展出來的概念。花亦芬說明，其實德國有很長一段時間並不認同自己是西方國家。德國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名著《西方的衰落》就認為西方精神文明和實力逐漸匱乏，呼籲承認西方已經衰落，並且認為德國是東方國家，並不適合西方民主主義的普世價值，德國因此全力發展軍國主義。

花亦芬指出，「特殊發展路線」的說法時常為獨裁黨國體制所利用，妨礙人們依據普世價值建構自我主體性。德國在二戰之前，就受到國族主義者、威權統治者不斷操弄，讓德國人認為自己和法國人、英國人不同，因此否定民主、民權的普世價值，認為德國和鄰近其他民主國家道路不同，相信「普世人權的價值我們沒有，我們有自己的道路」，人民被牽著鼻子走的結果是「出了希特勒這個大災難」，之後德國才在漫長的時間裡慢慢肯認了民主自由的價值。

二元對立式思考的負面影響

花亦芬嘆，習慣二元對立式思考的結果，是讓許多台灣人習慣用「單一的判準」來看待事物，凡事想要絕對的「正確答案」，在下決定之後往往不知如何對自己的決定負責，因此希望仰賴權威解答，在政治上就容易受強人吸引，容易嚮往、懷念威權體制。這種思考習慣的其他的負面影響還包括讓台灣人難以走出「亞洲價值」的迷思，花亦芬解釋，「亞洲價值」是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所倡議，認為亞洲不適合民主，威權體制有助於亞洲經濟的發展，但實則是利用這種說法鞏固李家在新加坡的地位，更缺乏對海洋文化開闊的認識。

花亦芬進一步說明，對台灣而言，雖然台灣是亞洲的一部分，但並不是任何與台灣有關的事都和亞洲連結。以台灣原住民語言為例，整個南島語族分布的範圍，從台灣、到紐西蘭、再遠到太平洋、印度洋、廣及復活節島，若以國家角度來看，更和印尼語、馬達加斯加語相連。以台灣歷史為例，十七世紀時台灣早已不只被侷限在亞洲，而是隨著海洋商船，連接到印度洋、連接到阿拉伯世界、連結到整個歐洲，進入了開闊的海洋文化。花亦芬說，「什麼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很簡單，海有多廣就走多遠，所以不要限制自己，船就開吧！」

我們怎麼處理世界史，在於我們怎麼看待台灣

花亦芬也提醒，在研究世界史與台灣史時、建構台灣的主體性時，必須記得：主體性不可能孤立存在，就像「一個健全的自我，也來自於好好尊重別人、和別人相處」，個體的主體性也建立在「互為主體性之上」，因此在研究歷史時若一直把不相關的東西當成「他者」，那麼這樣的詮釋就只是如鏡像般反射研究者是怎麼看待世界。花亦芬說，「不客觀的看待『他者』，不會傷害『他者』的主體性，但會反映我們自己的貧窮、看事情的單薄化」。

以日本看待世界史的觀點來說，花亦芬以八旗文化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為例，表示這套書反映的是日本面向世界走過的路，事實上在近代西方文化傳入漢字文化圈時，日本學習現代觀念，並翻譯出的現代文明詞彙已經成為我們現在日常的用語。花亦芬說明，「歷史」在過去是歷代史書的意思，有官方修史的特定立場，常常和官史、官學連在一起，和我們現在認知的「歷史學」有一定的差距，而在日本接受現代「歷史」概念時，受到德國歷史學家、曾任教東京帝國大學的路德維格·里斯（ Ludwig Rieß）決定性的影響，里斯是被稱為「近代史學之父」的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學生，里斯把「蘭克史學」也帶到了日本，讓日本史學有了當時最新的歷史研究方法管道，但也同時將國族主義思考傳統帶進了日本史學。

花亦芬認為，《興亡的世界史》和日本歷史學家岡田英弘的著作《世界史的誕生》等書籍就是在日本學者書寫世界歷史時，反映了日本如何看待自己，例如《興亡的世界史》套書中有許多本講述「帝國」為主體，日本學者對「帝國」這個詞的翻譯和理解，其中就隱含滿洲、大日本帝國的概念；又或是《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一書，其中日本對滿洲的特殊情緒就和日本對台灣是一樣的；而《草原王權的誕生》和《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則是反映出滿蒙情懷。

花亦芬表示，「我不完全贊同日本學者的看法，不過大家有各自的觀點和切入的方式，很值得台灣人來思考」，並表示台灣人對世界史的認識和書寫，同樣將反映台灣人如何看待自身，「我們怎麼處理世界史，在於我們怎麼看待台灣」。花亦芬認為，以台灣為本位的多元價值史學「是在一堆因循守舊制約裡協助我們重獲自由的地方，希望台灣走得更自由，而不是走入更多框架」。

花亦芬也提醒，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確實走了很辛苦的路，但是不要太特殊化台灣經驗、孤立化自己，否則很容易招來不必要的危險。她呼籲，「現在的世界，價值結盟更加重要」，在過去台灣的歷史課堂用意在於培養「國民精神」，往往會連結到中國歷史經驗的特殊性，以及與西方對照來區隔「我族」和「他族」的界線，藉此強化「我族」的認同，而這種認同被過度強化的時候，往往會落入國族主義、威權政治的操作，花亦芬希望台灣不要被定義在中華民族主義或是亞洲價值這樣的框架下面，「畢竟兩岸最遙遠的距離就是價值跟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