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國人隨地上廁所嚇到上街抗爭 香港電影人流亡來臺做動物救援回饋臺灣

發佈時間7/30/2020 08:51:56
最後更新7/30/2020 11:20:16
<strong>進入香港的中國移民日漸增加,造成香港人原本享有的福利、資源受到嚴重排擠。(照片來源:<a href="https://waa.tw/uCOgBs">90後社會紀實</a>;攝影:Kaiser KS)</strong>

進入香港的中國移民日漸增加,造成香港人原本享有的福利、資源受到嚴重排擠。(照片來源:90後社會紀實;攝影:Kaiser KS)

去年香港大規模的街頭抗爭,讓各年齡層和專業領域的香港人都走上街頭爭自由。從事十多年電影業的 Harlem 今年初流亡來臺,他過去生活在香港時,看到中國人不管在地鐵或是街頭,「什麼地方都可以當廁所」,深刻感受到中國國民素質,而香港特區政府卻還打算在中小學推行「認同中國」的國民教育,讓他從 2012 年就開始參與「反國教」運動。

去年 Harlem 在前線對抗港警時被拍照上網,個人身份也被肉搜出來,只能無奈離開香港來到臺灣。原本在香港就在做動物救援的他告訴《沃草》,他很感謝臺灣人協助安頓,如果能在臺灣自力更生,希望能透過幫助流浪動物回饋社會。

見中國人在港「隨地上廁所」,不願下一代成這款「國民」決心抗爭

45 歲的 Harlem,自 2007 年進入香港電影產業,從編劇、經紀、協助拍攝都在他的守備範圍。等待電影開工的閒暇時間,Harlem 就會做流浪動物救援。他靦腆地告訴《沃草》記者,「我比較喜歡跟動物相處,比跟人相處好」。

是什麼讓靦腆的 Harlem 走上街頭呢?他說,雖然 2003 年就曾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真正在街頭抗爭,是從 2012 年參與「反國教」運動開始。

當時,港府宣稱為了讓中小學生能對中國快速發展感到自豪、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並養成「良好品德和國民素質」,預計從 2012 年 9 月起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必修課程。但這項計畫被外界視為推動港人「中國化」的洗腦教育,遭大力反彈,也掀起「反國教」運動。

Harlem 說,「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什麼東西」,隨著大批中國移民、遊客進到香港,他看過太多中國人「什麼地方都可以上廁所,包括在地鐵裡、街頭上,對他們來說廁所就是 anywhere」。因為深刻感受到中國教育下的國民素質,當時得知港府要推動所謂國民教育,立刻激起他上街抗爭的決心。Harlem 表示,他在英國統治時期成長、受教育,很清楚中、英兩國人民素質有很大差別,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要香港的下一代,變成現在中國小孩的模樣」。

「反國教」運動之後,Harlem 陸續參與 2014 年雨傘運動、2016 年香港旺角警民衝突的「魚蛋革命」,漸漸成為街頭抗爭的常客,也在參與雨傘運動時,認識一群共同抗爭的隊友。

<strong>圖為 2012 年 7 月 29 日參加香港「反洗腦國民教育遊行」的示威者,以交叉手勢表達對港府欲推行「國民教育」的反對。(圖片來源/WIKIMEDIA;作者/美國之音)</strong>

圖為 2012 年 7 月 29 日參加香港「反洗腦國民教育遊行」的示威者,以交叉手勢表達對港府欲推行「國民教育」的反對。(圖片來源/WIKIMEDIA;作者/美國之音)

2019 年 6 月,為反對《逃犯條例》修法,Harlem 再次走上街頭。他說,12 日那天他和隊友聚集在立法會所在的金鐘區,響應當天為阻止法案進入二讀程序的示威遊行。Harlem 回憶到,過去幾年下來,雖然隊友們經常會相約吃飯碰面,從來沒有人到齊的時候,但 612 當天「連平常那些說沒空的人,也全都到了」。就在當天下午 3 點多,警方對著抗議人群發射催淚彈,猶如比賽開跑的鳴槍,Harlem 又再次踏上街頭抗爭,直到今年初離開香港。

擁有多年「戰街頭」經驗的 Harlem 觀察到,香港人的抗爭力道可說是翻倍增強。他提到,2014 年雨傘運動的時候,就算只是朝著警方丟空塑膠瓶,都會被其他抗議的人罵,但是幾年下來,香港人逐漸明白和平抗爭根本無效,行動也越來越激烈。Harlem 指出,尤其去年 7 月 21 日元朗地鐵站發生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後,抗爭力道增加最為明顯,「大家開始想,除了丟磚頭,還可以做些什麼,到了 8 月底,就開始有了『火魔法師』(擲汽油彈的示威者)」。這個過程中,Harlem 也選擇站上面對警察的第一線,成為外界眼中的「勇武」。

見證香港電影因中國統治衰亡,上前線抗爭只為「香港大家都有份」

Harlem 除了見證了香港社會運動演進到高強度抗爭的過程,作為資深電影從業人員,他則經歷了香港電影業在中資、言論審查等因素下逐漸衰退,直到去年受政治環境動盪影響幾乎「無片可拍」、陷入停擺。

Harlem 指出,他在 2007 年全心投入電影業,當時一年還能拍到 30 到 60 多部主要由香港團隊、演員製作出來的「香港電影」,之後就逐年下降,變成注入大量中資,需要受中國方面投資人、團隊或官方審核指導的「合拍片」。這項變化最直接的影響,Harlem 說,「原本香港電影有很多題材,譬如批評政府、模仿領導人,這些都是中國不能接受的,所以絕對不會在合拍片看到這些東西,因為什麼都要經過中方審查」。能用在電影的創作素材大幅受限,讓香港電影過去的特色和光環逐漸消失,變成了只能歌頌「中國好」的影視產品。

電影創作的自由受限,甚至受中國政治因素影響而扭曲,Harlem 說這些都赤裸裸地展現在電影劇本及角色設定中,「劇本題材一定要『正向』,只能讚美中國;角色設定上,中國人一定是正義的好人,所以『壞人』的角色,只會設定在香港的官員、警察,或是香港人」。

即使香港電影業因越來越倚賴中資、創作自由大幅受到限制,而呈現頹圮的態勢,但為了生活和對電影的熱情,Harlem 依然堅持在電影業工作。 隨著去年香港民主抗爭從每週末兩天,到後來一週七天每天都在街頭跟警方「開打」,有段時間 Harlem 的生活就是在拍片和抗爭的循環中度過每一天。他說,「我曾經有大半個月沒回家,因為那時差不多每天都在打,我早上會先去拍電影,晚上就上街抗爭,跟警察對抗結束後,再到隊友們合租的安全屋小睡一下,到了早上又再去工作」。

<strong>圖為去年「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香港警方在金鐘施放催淚彈。(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授權:CC BY 2.0)</strong>

圖為去年「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香港警方在金鐘施放催淚彈。(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授權:CC BY 2.0)

為何白天需要工作,還是選擇每晚參加抗爭跟十幾二十歲的年輕「勇武」站在一起對抗警察?會如此堅持,是因為 Harlem 認為,「不應該只有年輕人幫我們爭取民主,我們自己也要爭取,香港大家都有份;香港人一起去做、一起去抗爭,在我看來是沒有分年紀的」。對於站上街頭的年輕人,他更是感到不捨,「去年那時候年輕人剛開始過他們的暑假,他們應該去逛街、談戀愛、看電影、唱歌,不是去街上跟警察對抗」。

隨著港府鎮壓力道越來越強,反抗行動也相對激烈,Harlem「半抗爭、半拍片」的生活,最後因絕大多數電影無法順利在街頭取景拍攝而劃下句點,他也轉而全力投入抗爭。

Harlem 指出,去年 7 月中只剩少數電影還在拍攝,但因為拍外景的時候需要拿「雪糕筒」(交通三角錐)攔車進行交通管制,卻因此遭「藍絲」(挺港府的民眾)向警方舉報有示威者堵路,不久後警車抵達現場,「警察還沒下車,只是打開車門,催淚彈槍就已經對著劇組的人」。他無奈地說,「這樣子,電影要怎麼拍呢」。

全力投入抗爭之後,Harlem 幾乎每場「戰役」都不缺席,包括發生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兩場震撼國際社會的重大衝突,都有他對抗警察的身影。但接連發生的事件,讓他後來不得不選擇離開香港。

Harlem 說,因為在一場重大抗爭中,他的臉被人拍到,後來被放到微博遭到「肉搜」,沒多久他家的玻璃就被人砸破,他只能和朋友商量,三五天就到不同的地方借住。後來,他所屬的小隊涉及一起敏感案件,被捕可能性大幅增加。在和隊友商量之後,Harlem 在各國機場因武漢肺炎疫情而封關前離開香港,來到臺灣。

不願重演中國移民排擠港人資源,來臺盼能自力更生、做動保貢獻社會

Harlem 來到臺灣之後,還是放不下對香港的掛念,常想著是不是還能有一絲機會,回到生活了 40 多年的那片土地。想起半年前剛來臺的心情,他說,「那時候還是會想,有什麼方法可以回香港,或者是如果有場決定性的仗要打,我們就會回去抗爭,就算死也跟手足一起死,可以贏就一起贏」。但隨著香港局勢未見明朗,更因港版《國安法》實施陷入一片黑暗,他滿是無奈的說,「後來才能接受,那些期待是自己騙自己,武力不對等,其實是打不贏的。到了《國安法》實施,想也不用想了,除非中國共產黨倒台」。

隔著一片海,看著香港在 6 月底被《國安法》這座白色恐怖牢籠囚禁,Harlem 感嘆地說,「香港還有未來嗎?在我看來,香港已經不會再是我們成長記憶裡的香港,已經跟中國其他地方一樣,不過就是中國的一座城市」。雖然 Harlem 對香港的未來相當悲觀,但他內心相信,從去年抗爭以來香港社會凝聚出的「香港人」認同,將會持續在每個香港人心中綻放、傳承,「過去那一年,『香港人』變成一種精神,就是越被打壓,我們就越反抗;香港雖然已經不是香港,但香港人會在外國、在很多地方繼續把『香港人』精神傳遞、延續下去」。

<strong>Harlem 接受《沃草》專訪時向記者表示,因為在最困頓的時候受到臺灣許多幫助,他希望未來繼續留在臺灣,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攝影/陳東)</strong>

Harlem 接受《沃草》專訪時向記者表示,因為在最困頓的時候受到臺灣許多幫助,他希望未來繼續留在臺灣,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攝影/陳東)

儘管對香港未來感到悲觀,在 Harlem 心中仍存著許多思念,讓他盼著有朝一日能再踏上那片土地。他說,「如果可以回香港,當然會想回去探望媽媽,還有這幾年來我照顧的貓貓狗狗,讓我最放不下的,除了我媽,就是牠們」。但面對著殘酷的現實, Harlem 內心相當明白,除非能確認回香港會是 100% 安全,絕對不能貿然回去,讓僅有的自由遭到剝奪。

面對著剛在臺灣開啟的第二人生,Harlem 和其他也來到臺灣的中壯年香港前線抗爭者,共同思考著如何站穩腳步、面向未來。他說,中壯年抗爭者來臺灣後,比起 20 歲左右的年輕抗爭者能先以學生身份適應臺灣社會,有著更多的不安,「像我們這種年紀比較大,已經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的人,過來臺灣其實是比較徬徨的,不確定在這個新環境,有沒有什麼方向可以生活下去」。Harlem 和其他在臺的中壯年抗爭者討論後,決定要共同創業開火鍋店,盼望能藉此先打穩自力更生的基礎,再思考著如何經營未來。

對 Harlem 和同行的香港中壯年抗爭者來說,來臺後之所以會促使自己盡快振作、想辦法自力生活,除了他們原本在香港就是在各領域、能自力更生的專業工作者,Harlem 也說出另外一項重要的因素,「以前我們香港人很討厭中國人的一項原因,是他們用依親或各種方式不斷移民到香港,但一到香港就開始搶資源、社會福利、公屋(公共住宅),我不希望香港人來到臺灣,變成這個樣子」。

不想對臺灣社會帶來額外負擔,也是因為 Harlem 對於從離開香港到抵達臺灣後受到臺灣人的幫助,內心裡充滿感謝。他說,在人生這段充滿不確定感的變動過程中,因為受到臺灣 NGO 的幫助,才能度過初來乍到時在經濟及生活上最不穩定的時期,「我很感謝臺灣人,還有很多臺灣團體,真的幫我跟隊友們很多忙」。

懷抱著對臺灣的真心感謝,Harlem 表示未來就算能夠安全回到香港,也就是回去一下、看看親人朋友,生活的重心及人生的發展,將會留在臺灣持續下去。他強調,「當我無法留在香港的時候,臺灣讓我得到可以安頓自己、安全生活的機會,對我來說,臺灣這樣幫過我,我就要留在這邊,看看能夠怎麼服務這個社會,幫助流浪動物,也是一個方向」。

註解

  1. 2003 年,香港特區政府原本打算推動《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條文內容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因這項立法計畫引起香港人對政治權利及人權保障可能受中國政府極大侵害的憂慮,引發當年香港「七一大遊行」聚集超過 50 萬人上街抗議,反對《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