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史塔西檔案局來台分享轉型正義經驗政治受難者並非要清算而是要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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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2019-11-1 07:50:53
最後更新2019-11-1 07:50:55

德國轉型正義被公認為典範,解密東德秘密警察監控檔案的德國「史塔西檔案局」,主任 Niels Schwiderski 昨(31)日來台演講表示,德國轉型正義做得好,檔案開放功不可沒。史塔西檔案局成立近 30 年、超過兩百萬人調閱檔案,本擔心開放檔案將引爆一陣復仇風潮,但時間證明,政治受難者並非要清算,而要釐清真相。他說,受難者透過檔案找到生命被秘密警察偷走的片段,必然痛苦但有時也會心一笑,最終得到平反。在揭曉加害者的震驚之餘,檔案也帶受害者理解前因後果,他們反而對加害者產生寬容,甚至促成和解的契機,讓德國轉型正義順利運作至今。

自 2013 年即開始擔任史塔西檔案局主任的 Niels Schwiderski (攝影/廖昱涵)

自 2013 年即開始擔任史塔西檔案局主任的 Niels Schwiderski (攝影/廖昱涵)

Niels Schwiderski 進一步指出,加害者的處置仍是德國的爭議性問題,因為有些人的罪責無法用《刑法》處理,但政治檔案的公開絕對是必要的第一步。尤其,Niels Schwiderski 指出,近來中國政府對於香港反送中抗爭的處理手段,竟和史塔西檔案內的招數不謀而合。他說,了解獨裁政權如何運作,就可以做更好防衛民主,這是對未來最好的投資。

史塔西(Stasi)是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通稱,於 1950 年成立,負責壓制國內政治異議者並監控東德國民。兩德統一後,德國在 1991 年制定《史塔西檔案法》成為德國政治檔案的法治基礎,嚴格規定有權調閱檔案的身份、哪些資訊可以公開,該法也是統一的條件之一。對於可能任職公家機關或負責重要職務之人,也規定各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確認該人是否為史塔西服務過。

Niels Schwiderski 說明,審閱檔案是非常私密的事情,只能閱讀有關自己的部分。檔案裡面如果提到第三人,名字就會被塗黑以便保密,但是為史塔西服務的人就沒有這種隱私權。他說:「秘密組織和黨裡面的人奉命行事,不需要被隱匿。受害者需要知道這些人為何要插手他們的人生。」

原本分隔東西德的柏林圍牆倒塌後,許多人衝進史塔西的檔案庫保護監控檔案,並高舉「我要檔案審閱權」標語(攝影/廖昱涵)

原本分隔東西德的柏林圍牆倒塌後,許多人衝進史塔西的檔案庫保護監控檔案,並高舉「我要檔案審閱權」標語(攝影/廖昱涵)

Niels Schwiderski 形容,當初人民佔領史塔西的檔案庫時,面對的是長 110 公里、150 萬張照片的紙山紙海,可見東德對人民滴水不漏的監控。在 1990 年代,德國很多政治人物對於公開檔案有疑慮,擔心造成撕裂社會、引起報復,曾經考慮不公開,但現在看來是個無謂的擔心。

「檔案都是一個生命,被秘密警察侵入的生命」,Niels Schwiderski 認為檔案不只有個人隱私,更呈現東德獨裁政府如何踐踏人民。從檔案中可以看到當時秘密警察用一種叫「侵蝕」(Zersetzung)的手法實施迫害,在不著痕跡、反覆無常的騷擾下,削弱個人自信心、建立彼此的猜忌。甚至透過匿名信件、神秘電話散播謠言及難堪照片,操作群體關係,藉此消弭異議,維持國家極權統治。

檔案更揭露「非正式探員」一職,Niels Schwiderski 指出,非正式探員與史塔西的合作是高壓統治的重要一環,他們通常都是被監視者的家人或伴侶,讓親密關係蒙上告密與背叛的陰影。在他們的協助下,秘密警察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他們紀錄了人民的一舉一動,找到機會加以陷害,形成龐大的監控網。究竟為何這些人願意為國安部效力、出賣親友?這是檔案局極度想了解的議題。

史塔西檔案局調閱出的檔案有第三人姓名遮蔽,威權執法者、協助者不保密的基本原則(攝影/廖昱涵)

史塔西檔案局調閱出的檔案有第三人姓名遮蔽,威權執法者、協助者不保密的基本原則(攝影/廖昱涵)

Niels Schwiderski 表示,要用《刑法》處理威權加害者效果很有限,因為當時那些侵犯人權的行為都是合法的,無法在德國統一後直接當作被審判的理由。因此,統一後,政府對十萬人進行偵查,但只有 1700 人被起訴,其中更是只有不到一半被判刑。這個情況讓很多德國人,特別是政治犯感到不滿,但 Niels Schwiderski 說:「這是我們法治國處理過去歷史錯誤的方式。」

Niels Schwiderski 認為處理轉型正義,政治及道德手段同等重要,檔案的開放能讓大家面對威權歷史,思考這個社會要的核心價值,成為年輕世代面對社會議題時的指南針。他說,如果長者選擇遺忘,年輕一代不過問,這個社會不會從歷史學到教訓。

相較於台灣轉型正義長期遭污名化,德國對轉型正義的社會共識到底如何形成?同場出席講者、柏林圍牆基金會典藏與檔案主任 Manfred Wichmann 以德國過去審判「柏林圍牆射手」為例說明。東德士兵當時憑藉「國界邊境射殺法令」,在柏林圍牆射殺欲投奔自由西德的東德人。當時審判歷時非常久,引發許多爭議與討論。

史塔西檔案局檔案數量驚人,為兼顧隱私權,有大量工作人員進行判讀後供受難者調閱。主任 Niels Schwiderski 表示,檔案不是以傳統的時間或地點分類,而是用人名區分(攝影/廖昱涵)

史塔西檔案局檔案數量驚人,為兼顧隱私權,有大量工作人員進行判讀後供受難者調閱。主任 Niels Schwiderski 表示,檔案不是以傳統的時間或地點分類,而是用人名區分(攝影/廖昱涵)

Manfred Wichmann 指出,當時政府對各種個案做了調查,也詳細確認士兵個人的責任,透過審判說明清楚,區別這個士兵主動射擊或民眾已投降還射擊?德國政府對此進行區分,徹底調查清楚。

這些冗長的審判確認了一個東德士兵在當時的環境下還是有自己決定的空間,他可以阻止人民逃離,或射擊周遭物品警告即可而非直接槍口對人,這些因素都納入裁罰考量,讓審判成為德國很重要的辯論與學習過程。Manfred Wichmann 說:「當初調查這麼清楚,所以現在就不是個問題了!」

主持人、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最後也總結,轉型正義是場馬拉松比賽,有很多基礎工程需要大家一起打造。他引述史塔西檔案局官網上的一句話:「越能理解極權,就越能理解如何打造民主」,強調轉型正義不是報復者的工作,是法治國處理威權歷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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